□本報記者李雪萌
   “身份”在中國,不僅僅是指一個人的個體識別標誌,更是一種階序意識,一種行為規範,乃至一種價值觀念和心理情結。今天我們談到一個人的身份,更多不是指身份證上的那一串識別號碼,而是說你在體制內外的位置:同樣是作家,作協的就比自由撰稿人有身份;同樣是企業家,國企就比民企有身份;同樣是學校,公辦的就比民辦的有身份;同樣是找對象,有編製的就比合同制的有身份……
  小沈陽調侃說自己是“有身份的人”,“那什麼是有身份的人呢?就是有身份證的人!”但是生活中,只有身份證遠遠證明不了你有身份。“身份”是一道看不見的門檻與壁壘,頑固地橫亘在體制內外之間。專家表示,身份歧視說到底是一種“制度性歧視”,對於構建和諧社會是個不和諧的音符。在一個大變革大融合的時代,人們的身份轉換速度和頻率大大加快,各種身份關係更加複雜多元,消除傳統的身份歧視觀念尤為必要。
  時值畢業季,中央財經大學的碩士畢業生小薑面臨一個重大抉擇:是去摩根大通集團北京分公司做一名項目經理,還是回到家鄉——一座二線城市報考市級公務員。兩份工作的條件對比一目瞭然:一個專業對口、起點即年薪20萬,且位於首都北京;一個是機關單位,坐辦公室,但好處是有公務員身份。
  最終,聽從在市委工作的父親的授命,小薑選擇了回到家鄉,通過公務員考試,成為某民主黨派市委辦公室的一名科員。用小薑父親的話說,“很快你就會知道,所謂年薪20萬,在體制內的身份保障面前不值一提!”
  《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薛莉說,職場明顯地分成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陣營,其中生態氛圍和行為規則各不相同,“一個外企的中國總經理,簽單權肯定比不上國企的實權派副處級”。
  工作生活中,無論是輕鬆隨意的飯局還是嚴肅的會議座談,身份都是一個微妙的元素,決定著人們互相之間的態度。而就行業來說,無論是行業地位,還是獲得銀行貸款的機會,民企與國企、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都遠遠不能相比。
  為什麼我們對於“身份”如此敏感、如此尊崇與迷戀?除了長期以來階級社會一代代傳下來的等級觀念根深蒂固,更重要的原因,是身份後面所附著的特權決定著人們的認識,是規則漏洞造成身份歧視。社會地位不平等、資源分配不公平、發展機會不均等現象已經嚴重阻礙著我們社會經濟與文明的前進步伐。
  現象僵化觀念造成身份門檻
  據報載,某位知名青年作家,已經出版多部長篇小說和小說集,在國內和省內多次獲獎,雖然在某雜誌社工作,但卻不是雜誌社的在編人員。他想評個副高職稱,只能到人才中心去申報。人才中心的工作人員很冷淡,翻看著他的長篇小說,慢吞吞說“你只能申報初級職稱,不能破格,更別說連上兩個臺階”。
  這個情形並非特例。就算你有了響噹噹的成績,但因為沒有一個身份,也只能游離在體制之外。2013年,作家莫言再次被山東大學聘任為客座教授,他就曾笑言,自己沒有學歷,擔任教授“很忐忑、沒有底氣”。可見沒有一個體制內的身份認可,即使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有幾分“心虛”。
  身份門檻的造成源於我們僵化的觀念。然而回顧並不久遠的歷史,我們曾經歷過解放思想、唯才是用的自由風氣。
  國學大師、被譽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正規學歷是吳淞復旦公學畢業,陳先生自己認為,該校相當於“高中程度”。同為國學大師的錢穆,中學都沒有畢業,卻同時在北京三所最負盛名的大學執教。“中國最後一位大儒”梁漱溟到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哲學的時候,也只是一個中學畢業生的身份。畫壇巨擘齊白石沒有上過一天學,自然沒有學歷。……假如放在今天,這些大師恐怕很難能進入高校或畫院,也必然難以評上職稱。
  看看國外,里根總統要是生活在中國,可能連考公務員的資格都沒有。而喬布斯這位沒拿到畢業證的退學生,找工作時第一關就會被攔在門外。可見以身份標簽來劃分人群,是一項簡單粗暴的工作,執行起來固然十分簡便,但卻遠遠不適應時代與社會的發展。B 體制讓人“死也要死在編製里”
  去年1月4日,哈爾濱448名事業編製環衛工正式上崗。這次招聘有29名研究生報名。其中22名落選,主要是對環衛工作認識不夠。落選者之一的王洋稱熱衷體制內身份不僅為穩定,而且落戶到城市會帶來就業、教育等優勢,“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製里。”
  消息一齣,輿論熱議不止。儘管公務員熱、事業編製熱已經開始降溫,但這個“金飯碗”仍然還是很多人的嚮往。報端不時有“開著賓利參加公考”、“富二代放棄繼承家族產業報考公務員”的消息爆出。買得起賓利,家庭條件早已跨越小康,但丈母娘還是逼著準女婿去考一個月收入幾千元的小科員,且連考6次,大有不進體制誓不罷休之勢,其理由則是“在辦公室做,有權力,上得快,別人見了三分怕”。
  體制內的一個身份,儘管可能只是一個最普通的身份,卻能讓“賓利”為之折腰,足可見其力量有多麼強大!
  有個微信段子說,車要開單位的、購物要花單位發的卡、吃飯要別人請,工作要讓別人去做……總之“越是生活不能自理越是成功者”。的確,對體制內身份的熱衷,這一態度中包含著根深蒂固的等級身份優越感和畸形的價值觀——靠自己勤苦勞作才得食的人,是沒本事的失敗者;輕鬆混飯者才是成功人士。
  體制內的人員比社會上其他職業有更大的優越感,管理或掌控的社會資源也較多。其工資、待遇和養老保障都比較好,這是公務員熱不斷升溫的重要原因。針對人們紛紛擁向政府機關的現象,有人擔憂:一個社會中教育水平最高、最具創造能力的一群人都去當官了,這樣的社會還有創新與活力嗎?
  “鳳凰博報”刊文稱,體制是一個分配結構而非生產性的,它造就的分配格局構成了所有體制內人士的生活世界。體制因為掌握分配權固然生存無虞,但其本身卻沒有創新能力。換言之,如果一個國家大部分人都“死在編製里”,那麼這個國家個人雖暫時無憂,但社會堪憂、國家堪憂。C 歧視體制之外被“另眼相看”
  我國在制度性層面上長期以來就有“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區分。所謂“體制內”與“體制外”是一組相對的概念,即越靠近公權力則越屬於體制內,相應法律保護越高。如國家機關相對於國企屬於體制內,而國企相對於外企則屬於體制內。我國體制內外的人群相對凝固,相互之間流動甚少,也非常困難。在長期的計劃經濟環境下,我國社會成員之間存在著凝固化的身份差別,這種身份差別是由單位差別和人員差別構成的。這種差別通過取消人員流動來實現,基本上是一種制度性歧視。
  “身份”決定個人命運,種種“身份”,畫地為牢,束縛思想,抑制活力,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
  《中共黨史研究》副編審王愛雲著文稱,身份社會將每個人定位在某個身份體系中,給社會發展帶來一系列消極影響:首先它阻隔了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依靠自己的努力奮鬥獲得知識技能和向其他社會階層流動的路徑,影響了社會平等和公正,整個社會呈現了一種制度化的不公平;其次它束縛了社會成員的活力與積極性,不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第三,它影響了法制社會的建設進程,一整套身份規則仍然有莫大的權威,支配著人們的生活。有人甚至認為身份社會是一種非法制社會。
  對體制外人才問題頗為關註的武漢工程大學人才資源開發研究所所長桂昭明教授表示,社會地位的欠缺以及在人事檔案、戶口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現象,折射出對體制外人才的“另眼相看”,是非科學人才觀的集中反映。
  正因如此,改革開放後,許多改革措施直指身份社會。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拓寬了體制外的社會空間,人們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識越來越強;身份社會存在的經濟體制基礎被摧毀,束縛人的身份藩籬在改革開放中受到衝擊和滌盪,整個社會的發展呈現了從計劃身份到契約文明的社會進步與轉型。D 探究“身份社會”如何終結
  體制內、體制外,有編製、無編製,同樣的勞動,不同的報酬福利待遇。由此衍生的身份歧視、行業歧視,對於構建和諧社會是個不和諧的音符。
  有人形容“體制內外兩重天”。一項調查表明,“體制外”人才普遍壓抑感強、壓力大,渴望得到社會認可和尊重。放棄人事、戶籍檔案從某大學出走,到寧波一家國營企業任職的楊博士坦言,由於傳統體制觀念作怪,“體制外”員工的地位不高,相應地就有壓抑感。機關事業單位中“不在編”的群體,目睹“在編人員”在分房,升職或被授予重任、外派學習時受到的“優待”,雖然自己能力與之不相伯仲甚至更強,但卻因為不在“體制內”而不能享受,其不穩定感、漂泊感的產生不可避免。
  我國的身份歧視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在於各種歷史因素所形成的二元制社會結構以及現代社會運行機制的某些缺陷。
  《人民日報》“時事觀察”欄目曾做過一個專題:身份決定命運,還是奮鬥決定命運?文章表示:改革開放的歷史,已經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堅定的選擇和初步回答。如何徹底告別“身份決定命運”現象,鞏固和壯大"奮鬥決定命運"的社會進步主流,這是中國社會發展必須解決好的關鍵課題。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剛說,告別“身份社會”,舍公平、正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六大原則無他途。
  100多年前,英國著名的歷史法學家梅茵提出,“進步社會的運動,迄今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我國改革開放所走的道路,正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的過程。一個人與他人、與社會的關係,更多地通過彼此的契約而得到表現,這將使每個人被公平地對待而不是因為身份受到區別對待。
  在一個大變革大融合的時代,人們的身份轉換速度和頻率大大加快,各種身份關係更加複雜多元。繼續以“身份”區別人群,不僅是落後的,甚至是愚蠢的。應該看到,我國社會發展處於從“單位人”到“社會人”的轉型期,大趨勢是打破各種“身份”,走向文明法治基礎上的和諧社會。傳統的身份社會日益瓦解,新的社會規則體系正在建立健全。而大力弘揚正確的價值觀,營造健康的社會心態,這才是讓每個人都能有尊嚴地生活的前提。
  (原標題:身份:壁壘高立“破壁”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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